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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*約 21,739 字，應摘要 5,000 字，實摘要約 6,771 字***
一、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：
Imagining Boundaries: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, Texts, and Hermeneutics. Ed. Kai-wing Chow, On-cho Ng, John B. Henderson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9.
二、篇幅：269頁
三、主題：
四、關鍵字：分見各篇摘要
五、年代：分見各篇摘要
六、主要論點：分見各篇摘要
七、目錄：收入論文九篇
八、內容或論證的詳細說明：分見各篇摘要
九、備註：
十、撰稿者：詹康
一、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：
Michael Nylan, “A Problematic Model: The Han ‘Orthodox Synthesis,’ Then and Now.”
收於 Imagining Boundaries: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, Texts, and Hermeneutics. Ed. Kai-wing Chow, On-cho Ng, John B. Henderson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9.
二、篇幅：17-56
三、主題：
四、關鍵字：漢武帝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。
五、年代：西漢。
六、主要論點：略
七、目錄：無
八、內容或論證的詳細說明：
中華帝國晚期的人通常假設帝國秩序和正統意識形態必須攜手並進。
「儒家勝利」的假說，是說漢武帝為了要 rationalize 或 routinize（韋伯的意義）他的克力斯馬，而決定要從控制經典入手，以建立他的正當性。「儒家勝利」之假說是建立在五個前提上：
1.我們可以容易認出誰是儒家。
2.漢朝帝國（皇帝和官吏）像宋明理學家一樣，認為正統意識形態是一絕對必要。
3.國家對儒家活動的資助獎勵從頭到尾都一致。
4.國家對儒家活動的資助獎勵有達到效果，明顯增進思想與行動的統一性。
5.這種思想與行動的統一性，與先秦時代顯然有別。
從現有資料來看，這五個前題都是有問題的。
所有漢代作品都證實了樹立儒家倫理規範在實際上遭遇極大困難。
關於鞏固一個 synthesis 為何不可能成功，有四個根本理由：一、儒家抗拒 rule-based formulae。二、五經的性質、形式太駁雜，常相矛盾，無法將它們修改為有利國家嚴密控制。三、儒家習慣從古代找先例，而由於先例既多又矛盾，所以也無法將它們修改為有利國家嚴密控制。四、儒家要求要調整理論以為國家、社會、家庭服務，正說明了儒家在實踐上面對許多考慮。
一般學者指出的儒家問題有那些。最重要的有九個：
1.在社會、政治生活中，己愈與人己愈多。
2.「自然而然」對人類不好，人類需要禮來矯正自己。
3.人性的完全發展需要人嚴格的服從禮。
4.儒家經典所開出的禮儀，是要跨越 right/wrong, life/death 等不可跨越的鴻溝，逆轉人類的日常生活經驗，以將對社群有害的東西轉化為保護社群的東西。
5.修身到達極致，人的潛能將發展成為 second nature 第二人性。
6.儒家所主張的行禮時的誠敬，可使人與天地合一，並統一自己的思想和行動。
7.與「道」契合是儒生最大的快樂，同時也是最大的悲哀，因為儒生求道必須全力以赴，而「道」本身並不採用有形力量即可達到其效果。
8.求道對人最有利，但從世俗觀點來看最無利。
9.聖人 renew the old，在這過程中既「作」也「述」，
以上九個 quandaries 界定了漢儒的本質和特色，因此對他們而言，rule-based formulae 是不可能的。
漢人對經書的態度非常多元。後代歷史學家可以重構出五種接受經書的模式：
1. the informative: 經書塑造了一人對世界和對歷史的理解。
2. the transactive: 經由唸誦經書而使一人接觸到宇宙的力量。
3. the legitimating: 發現、佔有經書使一人或一朝代得到天命。
4. the transformative: 經書促進一人入「道」的神聖歷程。
5. the symbolic: 將終極原理予以符號化。
既然儒家的論述不斷在改變，現代歷史學家可以問最後一個問題，那就是漢代所支持的意識形態有特殊之處嗎？戰國時代的思想界曾出現過某種 partial synthesis，戰國的儒家分裂為唯心論與唯物論、博學派與實踐派，這些分裂在漢代也未能融合，唯一正面的是漢儒為戰國時期的 synthesis 加上了「五行」。
總結而言，從 the dispassionate light of modern historical inquiry 來看，以上五個前提都不太行。Stuart Hampshire 之 Innocence and Experience 說人類發展必然走向 diversity，我的看法比他更進一步，當儒生將孔子的思想應用到帝國時，多樣化的效果會加倍。
漢儒和宋元明清儒有何不同？
1. 漢儒將經典與 the entire historical past 融合為一個 tradition，宋元明清儒（以程朱為首）就像基督新教，想不透過傳統解釋而直接理解聖人的意圖。宋元明清儒否定 the past，再用儒家系譜學創造出 the invented traditions。
2. 漢儒抗拒國家權威，對孝、貞節、忠做較為合理的解釋。宋元明清儒由於國家軍事力量較弱，對這三種德性做非常嚴格的解釋，且此不只是異族統治的朝代為然。
3. 漢儒雜揉各家，以致後來被指責為道家。宋元明清儒則接受了非中國的（「西方」的）佛教概念，產生新的語言、理論架構。
4. 宋儒的「理氣」觀引發一連串的改變，包括強調內在德性、對感官功能的重新認定、與絕對超越的概念。
5. 雖然理學以其宇宙論基礎而聞名，跟漢代儒學比起來，只是小巫見大巫。
本文旨在證明程朱正統理學對漢代儒學充滿不信任。
九、備註：
十、撰稿者：詹康
一、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：
Yuet Kueng Lo, “The Formulation of Early Medieval Confucian Metaphysics: Huang K’an’s (488-545) Accommodation of Neo-Taoism and Buddhism.”
收於 Imagining Boundaries: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, Texts, and Hermeneutics. Ed. Kai-wing Chow, On-cho Ng, John B. Henderson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9.
二、篇幅：57-83
三、主題：
四、關鍵字：皇侃，《論語集解義疏》，何晏，王弼，玄學。
五、年代：南北朝
六、主要論點：略
七、目錄：無
八、內容或論證的詳細說明：
東漢末年儒學崩潰的原因，有太拘守家師以致學術僵化，用十萬字解釋兩字所造成的扼殺學術發展，及儒生捲入政治紛爭之中。隨著兩京的傾覆，儒家的文化建制也跟著瓦解。魏朝時儒生很少出頭，四千官吏中絕大多數不能執筆寫字。曹操下詔貶抑儒家倫理與提倡法家哲學，與儒家之沒落有有關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儒家在第三世紀有了大翻修。
為「三玄」做注最有名的，是王弼和郭象。在何晏和江熙的基礎之上，皇侃再蒐羅三十一家以上的著作，作成《論語集解義疏》。
皇侃在當時是儒家的大師，這話一點都不為過，有《梁書》本傳可證。他對佛教有相當的尊重，曾說儒家是「外教」而佛教是「內教」，及周孔只知此世之事，不知過去之世和來世。
王弼的形上學分為「道－無」與「事－有」的二元，前者為後者之本，亦為後者之體（相對於用），但超越界和現象界又是二而為一。說老莊不如孔子，在於孔子體「無」而不言「無」。
郭象造出「群理」和「萬理」之詞（據錢穆說），認為「理」內在於萬物。他崇拜的聖人也是孔子，不是老莊。
中古世紀儒家形上學之能有發展，是因為當時儒家學者已經熟悉超越界和現象界的區別，並且要建立兩者的關連。皇侃對「道」的理解得自於王弼，由於皇侃接受玄學對「道」的理解，所以當他看儒家書籍時，就有重新詮釋的必要。
皇侃又認為「理」無所不包而無形，而「事」有形。「理」先於「事」，「事」是「理」的顯現。因此他對《論語》之書名有新解，「論」是討論無所不包的「理」，「語」是討論「理」所呈現的「事」。
皇侃對孔子的理解，也是一位善用方便法門的菩薩。
九、備註：
十、撰稿者：詹康
一、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：
Tze-ki Hon, “Military Governance versus Civil Governance: A Comparison of the Old History and the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.”
收於 Imagining Boundaries: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, Texts, and Hermeneutics. Ed. Kai-wing Chow, On-cho Ng, John B. Henderson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9.
二、篇幅：85-105。
三、主題：
四、關鍵字：薛居正，《舊五代史》，歐陽修，《新五代史》。
五、年代：唐，五代，北宋
六、主要論點：略
七、目錄：無
八、內容或論證的詳細說明：
關於唐朝 (617-907) 至宋朝 (960-1279) 的六百餘年間，學者習慣稱為「唐宋變革」，在中國史上政治、社會、思想文化各方面都有根本的改變。在政治上，G. William Skinner 指出，在這段時間裏國家力量持續衰退，社會力量逐漸茁壯。在社會上，日本學者注意到此時期工藝、商業的進步，都市化的迅速，貨幣經濟的興起，農作的發展，與人口的增加。在思想文化上，大家都知道古文運動、經學研究、市民文化與宋明理學。
北宋初期與北宋中期的不同之一，可見於對五代如何詮釋。
以下分由四個角度來討論兩書的差異：1.天命，2.漢族與遼族的關係，3.養子，4.儒家學者的道德使命。我們可以看到，雖然北宋初期的學者和中期的學者都自居為儒家的士人，但他們對儒學的認定頗有差異。
一、天命
薛居正和歐陽修都費了相當篇幅討論天命。五代是每隔十至十五年就改朝換代，薛、歐陽二人需要解釋為何天命改得那麼快。
薛居正認為天命是無法逆料的，但天命所顯示的徵兆則是人可以看到的。
歐陽修接受孟子的想法，認為天命即是民意，沒有神秘成份可言。
二、漢族與遼族的關係
燕雲十六州是石敬塘割壞給遼國的。薛居正和歐陽修都面臨如何評價石敬塘的問題，與如何看待宋遼關係的問題。
對於石敬塘認遼國皇帝為父，薛居正毫無譴責之意，也未意識到這會使中國的地位低於遼國。
歐陽修花了很多時間思考夷狄問題，在他的時代，除了遼國，又加上了西夏的威脅，所以他修史時就想界定中國為一個文化與歷史上的獨立個體。
三、養子
「錫姓以結同心」的做法在五代極為普遍。薛居正對於五代皇帝、將領是別的義子、義兄弟，毫不大驚小怪。
歐陽修對同一件事的記載有很大不同，李嗣源繼任時所做的考慮，看起來像是篡位的藉口，而且這件事又成為中國夷狄化的例子。認為血緣才是家庭制度的真正基礎。
四、儒家學者的使命
薛居正和歐陽修有一點意見相同。
但是他們對馮道 (882-954) 的評價不同。
總結而言，薛居正所處的北宋初期，和歐陽修所處的北宋中期，屬於兩個不同的思想環境。薛居正關懷的是為身在軍政體制下的文官找出安身立命之道，為他們制定倫理原則以服事武將。而對歐陽修來說，軍人領政和文人領政是黑與白的對比，沒有中間地帶。
九、備註：
十、撰稿者：詹康
一、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：
John B. Henderson, “Strategies in Neo-Confucian Heresiography.”
收於 Imagining Boundaries: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, Texts, and Hermeneutics. Ed. Kai-wing Chow, On-cho Ng, John B. Henderson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9.
二、篇幅：107-120
三、主題：
四、關鍵字：理學，程朱，異端，楊朱，墨翟，佛教，禪，陸九淵，王守仁。
五、年代：宋元明清
六、主要論點：略
七、目錄：無
八、內容或論證的詳細說明：
程朱學派辨別異端的策略有：
一、用正統的詞彙術語描述異端，說異端犯了很大理論錯誤，以致造成不同結果。
二、將異端予以系統組織化 schematic relating of heresies to one another。（一）將異端排成二元相對的局面。
（二）將異端予以階層化：程顥依異端對正統的危害程度，說佛老比楊墨厲害。
（三）依邪惡者歸化異端或歸化正統的容易程度加以排列。
（四）1. 認為異端共享同一種錯誤的公分母。2. 將某些異端化約到其他異端，特別是將後世的異端化約到孟子所批判的異端。
九、備註：
十、撰稿者：詹康
一、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：
Kandice Hauf, “‘Goodness Unbound’: Wang Yang-ming and the Redrawing of the Boundary of Confucianism.”
收於 Imagining Boundaries: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, Texts, and Hermeneutics. Ed. Kai-wing Chow, On-cho Ng, John B. Henderson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9.
二、篇幅：121-146。
三、主題：
四、關鍵字：王守仁。
五、年代：明代
六、主要論點：略
七、目錄：無
八、內容或論證的詳細說明：
程朱學派認為「理」必須從「性」與萬事萬物中求之，王守仁在 1499 年中進士，發現「理」必須從「心」中求之。
出入釋老
杜維明將王守仁的一生分為七個階段。
王守仁認為哲學需有社會意義，因此他批評佛老太自私，不過對於佛老中有用的部份，他也不避嫌提倡。換句話說，王守仁自有一個超越的立場以推行 ecumenical 之教。
王守仁與道教的關係：他十六歲新婚之夜，跑去與道士談長生之術（由於他一生健康不佳，所以對長生有濃厚的興趣）。
王守仁與邊疆少數民族
王守仁得罪劉瑾，1507 年謫居貴州龍場驛，1508 年到任。
對少數民族的看法：他們質樸未文，可以接受道德教育。
貴州當地土官安貴榮請王守仁為象祠寫序。
在〈象祠記〉，王守仁推測舜冊封象，但派遣官吏為他治國。王守仁在三方面開拓了儒家的領域。一、在理論上，他的儒學包含了佛教和道家。二、在理論和實踐上，他治理邊疆少數民族，充分顯現 Confucianism in action 的彈性。三、在實踐上，他可以自由利用佛教和道教的資產。
九、備註：
十、撰稿者：詹康
一、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：
Kai-wing Chow, “Between Canonicity and Heterodoxy: Hermeneutical Moments of the Great Learning (Ta-hsueh).”
收於 Imagining Boundaries: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, Texts, and Hermeneutics. Ed. Kai-wing Chow, On-cho Ng, John B. Henderson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9.
二、篇幅：147-163。
三、主題：
四、關鍵字：《大學》。
五、年代：宋元明清。
六、主要論點：略
七、目錄：無
八、內容或論證的詳細說明：
將一份文本認定為偽作，與將其判定為異端，是中國傳統學者界定儒家的界線、界定 canonicity 的方法中的兩個。
文本在流傳過程中，經歷無數的抄寫和編輯。本文將 the change in the status of a text in discourse 稱為 “moment” of the text，而以《大學》之有時尊為經典、有時貶為非經典之變遷 moments 做為研究主題。
《大學》原是《禮記》第四十二篇，而《禮記》在漢代取得重要地位。韓愈排佛，首次提出《大學》的重要性。北宋年間、西元 1030 年皇帝賜《大學》給新科進士。司馬光注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，他的注疏應是第一部《大學》單行本的注疏。
二程先建議《大學》是孔子的「遺書」，朱熹區分經傳，說「經」出於孔子，「傳」作於曾子。
二程對比《大學》和《論語》相近的語句，建立 intellectual affinity，但未確指《大學》是孔子所作。朱熹區分經傳，說「經」出於孔子，「傳」作於曾子，屬於建立 intellectual lineage。
朱熹的經傳之分同時也是為《大學》建立一個 textual paradigm。
結論：不管是二程、朱熹、王守仁、豐坊，他們對《大學》版本所做的改動，甚至作偽，都是在意識形態指導下，基於詮釋學原理所做出的成果。這表示了儒家的界線是想像的，而維持這樣一條想像的界線需要用若干不同的手段。
九、備註：
本篇除前二頁與最後一頁外，與作者在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所收的 “Between Sanctioned Change and Fabrication: Confucian Canon (Ta-hsueh) and Hermeneutical Systems Since the Sung Times” 雷同。
十、撰稿者：詹康
一、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：
On-cho Ng, “Negotiat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Hermeneutics and Philosophy in Early Ch’ing Ch’eng-chu Confucianism: Li Kuang-ti’s (1642-1718) Stud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(Chung-yung) and Great Learning (Ta-hsueh).”
收於 Imagining Boundaries: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, Texts, and Hermeneutics. Ed. Kai-wing Chow, On-cho Ng, John B. Henderson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9.
二、篇幅：165-193。
三、主題：
四、關鍵字：李光地，朱熹，《大學》，《中庸》。
五、年代：清初
六、主要論點：略
七、目錄：無
八、內容或論證的詳細說明：
Roger Ames 說中國哲學的主流是注疏學而非系統哲學，為古典賦予新義以符合歷史環境的變遷。John Henderson 說在傳統中國，對於真理的爭執必須以經典為基礎。Steven Van Zoeren 研究《詩經》詮釋後發現，經典詮釋常夾帶道德、政治、思辨的含義。以上學者都觸及詮釋與 excogitation 的互動關係，但都尚未說明儒家詮釋學如何帶動哲學思考。
本文以李光地為例，說明一個哲學家的 philosophical predisposition 和 preunderstanding 如何影響他對經典的解讀。
中國詮釋學的信念，與德國學統的 Martin Buber 及 Hans-Georg Gadamer 接近，都採用 dialogical approaches。
李光地的詮釋學基礎：人性哲學
李光地尊崇程朱，但有一點與程朱不同，對他最重要的是「性」，而不是「理」。
李光地的人性哲學承襲了明末程朱學者（包括東林派）的思想。從本體上而言，「性」是天地所代表的 ultimate reality，而從人的存在而言，「性」是人類社會的存在。「理」為理想和現實劃分出斷層，相反的，「性」傳達了 a sense of immediacy and urgency。
由於在李光地的時代有文化危機。他毫不猶豫批評朱熹的經典詮釋，從而建立自己的經典詮釋。以下就以《大學》和《中庸》為例說明之。
李光地對《中庸》與《大學》的詮釋：對朱熹注解之批判
關於《中庸》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」，朱注：「道者，日用事物當行之理，皆性之德而具於心，無物不有，無時不然，故不可須臾離也。」李光地認為不是每物均有當然之理或當然之則，此句的重點是「道」永遠在「心」中，如果「道」有須臾的分離，則「性」和「天命」俱滅。
從現代詮釋學看儒家注釋
Frank Kermode 對經典有 openness to accommodation 之說，David Tracy 稱為 excess of meaning，根據後者的說法，有四種特色：
一、詮釋者在閱讀經典之前，已經具有 pre-understanding，而這種「前理解」又會受到當時社會其他人的影響。
二、經典的定位是超歷史的，而詮釋者是 radical historical alterity。
三、於是經典和詮釋者之間發生 dialogue 和 dialectial process，形成各種 negotiation（包括接受、拒絕、修正、妥協等）。
四、上述的 dialogue 又溢出來，為社會中其他詮釋者所知，形成更大的 dialogue。
李光地也會同意 Gadamer 對 tradition 「傳統」的見解。「傳統」形諸「語言」時最接近的便是經典，經典就是 Thou，與詮釋者 I 產生對話關係。李光地對面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與朱熹章句時，也有同樣的認知。李光地的名言：「天地之道在六經，六經之道在四書，四書之道在吾身。」一般人皆以儒家 organismic cosmos 概念理解之，但若以詮釋學角度來看，更加適當。
九、備註：
十、撰稿者：詹康
一、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：
熊秉真 Hsiung Ping-chen, “Treading the Weedy Path: T’ang Chen (1630-1704) and the World of the Confucian Middlebrow.”
收於 Imagining Boundaries: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, Texts, and Hermeneutics. Ed. Kai-wing Chow, On-cho Ng, John B. Henderson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9.
二、篇幅：195-211。
三、主題：
四、關鍵字：唐甄。
五、年代：清
六、主要論點：略
七、目錄：無
八、內容或論證的詳細說明：
唐甄對儒家遺產的批判，最有力的表現在「帝王皆盜匪」的講法。不過唐甄的批判並沒有走出個人層次，他並沒有質疑整個政治秩序、權威體系是否為邪惡的。
唐甄對社會規範、個人倫理也有同樣強烈的批判。他注意到丈夫在家中對婦女施暴，不過他也相信女人的地位應比男人低，女人應該順從男人。
從以上兩方面來看，唐甄對古典傳統的批判，既有大膽之處。
然唐甄自命為儒家，也有少數人願意將他認定為儒家，反對三綱五常。十九世紀初日憂外患加劇，熱心改革的知識分子發現唐甄的務實思想格外有趣。而本世紀的馬克思社會史家，稱譽唐甄為「進步的小資產主義代言人」。同樣的思想，在百年之後卻使唐甄變成儒家的中心人物，這說明了儒家的疆界不斷在改變。
九、備註：
十、撰稿者：詹康
一、作者姓名與著作名稱：
Lauren Pfister, “Discovering Monotheistic Metaphysics: The Exegetical Reflections of James Legge (1815-1897) and Lo Chung-fan (d. circa 1850)
收於 Imagining Boundaries: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, Texts, and Hermeneutics. Ed. Kai-wing Chow, On-cho Ng, John B. Henderson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9.
二、篇幅：213-254。
三、主題：
四、關鍵字：James Legge，羅仲藩，上帝，儒家，基督教。
五、年代：清
六、主要論點：略
七、目錄：無
八、內容或論證的詳細說明：
羅仲藩的例子證明了韋伯及其他人對儒家的「社會學」解讀是太狹隘的。但不僅社會學家如此，杜維明、余英時等中國學者對儒家形上學的看法也過於狹隘，未能包容先秦、明清儒家的宗教層面，雖然我們不否認這些宗教性儒家只是儒家內的小傳統，但他們向基督教開放、提供傳教士可吸收的儒家精義，卻是現代學者常忽視的。
羅仲藩所代表的儒家彈性，可以用來解釋為何 Legge 認為儒家和基督教可以相通。他後來被任命為牛津教授，在 1886 年的祈禱文中，宣稱孔子和耶穌都是他的 master。
九、備註：
十、撰稿者：詹康